近幾年我台北、北京兩頭住，羨慕我的朋友說：“妳多好啊！兩邊都有家，想住哪頭住哪頭！ ”我說：“我一個人住在北京的時候，感覺那只是一個房子，並不是一個家。”二零零五年底，我從北京返臺。有一天走過三十多年前我家的舊址，忽然心頭一緊，挺激動的，當下就決定等有空時，要寫一篇懷念那日式住處的小文。要寫這篇，非得有張圖不可，我請我哥幫著我回想房子的格局，他畫張草圖交給我，我再用電腦完成了下頭這張圖，說明起來就方便了。
我還得先交代這麼一段過往：一九七一年起，我們一家五口因父母工作的關係，曾分散了兩年。七一年是當時六歲的我跟著媽媽從我的出生地香港到臺灣，我父親帶著哥哥姐姐仍在港。那個年代，港臺兩地大學的待遇相差甚遠，原本我們在香港過的日子是很不錯的，比方到了週末，父母跟幾家朋友常相約帶著孩子們到九龍去玩，逛街啊，飲茶啊，物質相當富裕，生活步調悠閒。而我跟隨母親一到臺灣，看到街上好多人腳下穿著木拖板，身上的衣服都挺簡單，一點沒有美感，我才知道，原來世界上有跟香港不同的地方。每次學校裏遇特別日子不穿制服的話，我穿去的漂亮便服總引起同學的圍觀。母親那時回到母校台灣大學中文系任教，待遇是一個月四千塊臺幣，我們在人家分租一間房，房租兩千，另兩千孝敬外公，我們母女的生活就全靠父親從香港支應了。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以前家裏總有、想吃就吃的巧克力，一到臺灣就變成奢侈品了，媽媽得小心放在櫃子裏，我考試成績特別好或節日時才能給我一塊。到了七二年，父親也回到台大任教了，兄姐因為學業沒告一段落，分別寄宿在香港友人家中，我雖是獨享父母的疼愛，也住到一個台大配的公寓宿舍裏，環境好些了，但心頭總是掛著盼著兄姐同到臺灣。我記得很清楚，有一天一位阿姨送了我一包紅紅的話梅跟一大盒“芝蘭”口香糖，我把月曆從牆上拿下來，根據還有多少日子可以再見到兄姐，決定隔多久吃一顆話梅或口香糖，這樣看剩下多少零嘴就知道離重聚的日子還有多遠了；往往我會忍住一顆也不吃，熬到某一天一口氣吃上一堆，在那天會覺得日子過得特別快。
好容易到了七三年，終於盼到一家五口團圓的日子，父親出任台大中文系主任，也有了更大的配房，就是這座日式老房舍。固然初見這老房子，怪害怕的，裏頭的紙門紙窗都是破的，老電線纏上了各色膠布東一條西一條的垂掛著，看看些被蛀空的木頭，真不知裏頭會爬出啥．．．但是，這房子寬大和功能特齊全的空間，在我當時的想法中可以抵去一切的缺點。我天真的又蹦又跳，說：“我們家有大房子啦！” 等修繕工程完成，入住的時候，摸著每一扇、每一棱嶄新的紙門、紙窗，我簡直高興壞了。
我想單門獨院應是人人嚮往的最好的住家條件了，不到兩年的時間，住這日式單門獨院老房，到三十年後的今天，還讓我懷想不已，那種感覺真的比住公寓大樓好多了，我想這輩子再也不可能住到類似這樣的房子啦。前、側院的大松樹、榕樹、椰子樹、芒果樹、鐵樹、各色觀葉灌木、茶花、繡球花、午夜偶爾一現的曇花、年底必轉絕豔的聖誕紅，都是遙遠回憶中親近的美景，好像現在一伸手還能撫摸得到。那時學校裡美術課要交寫生作業，我在家就可以完成了。在前院曾發生過一件趣事：有天天還沒大亮，我母親從書房的窗子往外看，不得了！在花木枝葉的空隙中看到一古人哪！身穿藍袍，臉上有好長的鬍子呢！就在前院大搖大擺的！您當怎麼回事？原來是頭次要上臺票戲的父親一大清早穿上了藍褶子、戴上髯口、足登厚底靴在練臺步哪！可把我母親嚇壞了唷！
我更喜歡的是寬敞的大後院。後院沒有樹，就是一大片草地。靠著圍牆，有一大排看來十分古老的石架，也不知原本是做啥用的，我們也沒去管過它；最讓人好奇的是有一立在地上的兩人合抱的石頭圓柱(或該說更像石桌)，我們猜，可能是口老井，讓後加的一塊圓形石板給封死了。我們討論過好多次想撬開來看看裏頭有什麼東西沒有，尤其是有一次家裏幫傭的人還在附近挖到了似乎是日據時代的錢幣呢，更引起我們的幻想，說不定真藏了什麼寶貝在裏面哦！可是想歸想，始終沒真去做。我經常一個人拿著一個籃子，裏頭放著洋娃娃跟一些餅乾，到後院去在這“石桌”邊“野餐”，或從前院弄些樹葉，學媽媽炒菜玩，然後摘幾朵水溝邊上開的粉紅和黃色的小野花，回房插在小瓶裏。大我九歲的姐姐也喜歡陪我到院子裡各自找幾根酢醬草比賽，把柄折斷撥開，用柄裡頭那根非常細的半透明纖維互相勾住拉扯，看誰手裡的是酢醬王。像這樣的小事對我來說，都是很珍貴的回憶。我還記得有一段時間好像是家中經濟情況又不太好，媽媽拿著一個方形鐵盒告訴我們：“家裏沒那麼多錢了，買零嘴只能買放滿這盒子的量了哦！”於是我要拿餅乾上後院時也小聲地跟洋娃娃說：“不能吃太多了喔！”。
在前院的一側，有一個大車庫和獨立的、也相當大的司機房。那時我們家沒有汽車，車庫裏只有父母的一高一矮兩輛腳踏車，我學不會騎車，好容易能騎媽媽的矮腳踏車後，也不敢騎上馬路，只在台大校園裡騎著玩，於是從小巷騎去台大福利社買很便宜又好吃的牛奶紅豆冰棒成了我最愛的任務。車庫的建材是很普通的木頭，老舊的柱子有些地方早被蟲子蛀空了，我常跟大我八歲的哥哥蹲在一個螞蟻出沒的大洞口旁觀察牠們搬運食物的大工程，有時還故意丟些餅乾屑、麵包屑讓牠們忙，螞蟻雄兵真個能體現什麼叫“團結就是力量”。車庫後來放了一張乒乓球桌，我父親跟我哥哥的球技都不差，尤其我哥哥那會兒正上高中，是好動的年歲，自己又用心研究，球技更是日益精進了。我從小不好動，唯一能接幾下乒乓球還是拜這車庫之賜。至於那司機房呢，是我們三兄妹的書房，一邊是三張書桌，一邊是一排書架，進去就像是到了嚴肅的課堂。父母的意思，一來是妥善運用空間，二來也為我們專心讀書∼該念書時不要被電視節目引得分神。我每天在晚餐後就乖乖的拿起書包從廚房換上方便的木拖板步下臺階，到書房去做功課了，多半的日子都是趕在八點之前一定把功課做完，好回去看那時臺灣當紅的連續劇“保鏢”。當然也有為了應考留在書房到挺晚的，要是哥哥姐姐先回房了，我都有些害怕，怕回去時那點路上也許碰到老鼠呢。在廚房外，通往後院的路上，還有一個洗台，平常家裡用過的抹布、拖把什麼的都拿到那裡清洗，不會把浴室或廚房的水槽弄髒，特別衛生。而要是我們在院子裡玩髒了手，也可以就近在那裡洗乾淨，大熱天玩了一身汗跑到那裡往膀子上沖沖涼水，馬上暑意全消，真是很不錯的一個設備。
下面來回憶回憶住房本身了：進門後從玄關上幾級階梯，先映入眼簾的是鋼琴，那架ＹＡＭＡＨＡ鋼琴是我姐姐在香港時彈的，琴身的木紋很美，不像一般的家用鋼琴全身漆得一片烏黑，算是挺高檔的，所以海運到台灣。把琴放在那裡其實有點突兀，但實在沒其他更合適的地方擺這龐然巨物了，把三邊的紙門拉上之後，就形成了一個比琴本身大不了多少的琴房，在天氣不太熱的時候這麼練琴倒也不錯的，我也就從搬到這房子起開始正式學琴了，每個週日的早上，就讀於師大音樂系的鋼琴老師就會坐在這裡上課。有時我姐姐遠在書房用功，還會點我彈上一曲，她說老遠聽來還不錯哩！左側是父母的臥房，房間不大，我清楚記得我母親的衣物還得放在客廳的壁櫥裡，可是這間房的景觀很好，坐在窗台邊正看到側院的大樹，我很喜歡溜到這間感覺特別涼爽的屋子裡，趴在大床上背唐詩，到今天腦子裡記得的如“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的有限詩句，就是那個時候在這間屋子裡背的。我也常跟哥哥在這間屋子的窗邊很好奇的看一個東西，它一直就垂直的附著在窗邊，是個淺土黃色的長方條狀物，乾巴巴的像蠟一般，我們一直懷疑它是什麼小鳥或蟲子的杰作，但也始終不得其解。琴房右側是父母的書房，裡頭的大書桌跟鋼琴一樣都是從香港海運到台灣的，我想我父母一定還會很懷念那張大書桌，他們倆是台灣大學中文系同班同學，畢業後一起上研究所，後來到香港任教十年，又回母校長期服務，那張正方大鐵桌，記載了多少兩人對坐、共研學問的日子！當初從香港回台灣時沒捨得丟，可是兩年後搬離這寬大的日本房子，卻因新的公寓樓房空間不夠而捨棄了。父母的書房對我們孩子而言，有一個具吸引力的所在，就是裡頭的那個壁櫥，它在我父親座位的後頭，裡頭總是擺著各式零嘴，包括一些進口的高級糖果，每當父親說“發糖囉！”我們爭相上前，好像昔日在香港的生活又回來了。
再進入到房子的裡層，相當於自主臥房到書房的寬度，被隔為兩大間方正而亮敞的屋子，一是待客廳，一是我跟姐姐的臥室兼全家的起居間。因為有了一間大待客廳，我父親決定買一套深具台灣特色的紅木嵌大理石家具，包括主要的長椅、長茶几和另兩組帶小茶几的單人座椅，那麼一布置，再加懸掛的大幅于佑任書法，整個待客廳真是一派古色古香。大理石座椅在炎炎夏日坐起來是挺舒服的，可是到了冬天可不成，冰涼涼的太難受了，而且它太寬大，坐久了弄得人腰酸背痛的，所以後來又訂做了一套座墊跟靠墊，把這沉重而不實用的華美家具給變了樣。待客廳真的只具備待客的功能，我對它並沒有太大的興趣，很少去那裡，而與待客廳一排紙門相隔的姐妹臥房兼起居室，無疑是我最常待的地方了。這間屋子的陳設非常簡單，背對著紙門是兩張單人床，兩床之間，擺著我們家的第一台彩色電視，房間的另一邊是頂天立地的大壁櫃，有著四扇木頭拉門，前面放著長沙發跟矮凳，全家人看電視時就坐在那裡。在那個年代，除了晚上八點檔的連續劇“保鑣” ，還有非常重要、不能錯過的就是中華棒球隊在海外出賽的實況轉播，每到半夜轉播球賽，全家必定從被窩中爬起來，聚到電視機前隨中華隊的出色表現興奮歡呼。因為迷棒球，我跟哥哥還請媽媽用層層舊布縫製了一個手套，我哥哥則用報紙一層層的包裹捏壓成球，帶著我在後院玩起克難式的棒球。前面說到待客廳跟我們姐妹的臥房十分亮敞，這兩間屋子在近後院的那一側都是開放的紙拉門，只隔著一個狹窄的長廊，就又是整排的落地玻璃窗，要不是以前的住戶用釘子釘死了，整個拉開來是可以讓人直接步下階梯到後院去的，所以這兩間屋子採光良好，通風尤佳，我想這是日式住房最大的好處了。我很喜歡隔著那一大排透亮的落地窗看後院，每到大雨之後，我都會端詳那一大排石架後圍牆上出現的水痕，它總是隱約呈現出一男一女兩個日本人盤坐的身影，在我小小的腦帶瓜裡是一個神秘的謎。在颱風來襲的時候，這一大排落地窗可是會帶來恐怖氣氛的，狂風驟雨中乒乓亂響，母親總害怕要是被吹破了可怎麼得了！而透過落地窗看後院，有一件我一輩子不會忘記的事，就是我哥哥在後院有過一個了不起的創作：他常常要推著剪草機在後院勞動，有一天心血來潮，憑著他精準的目測，竟利用推草機在後院大草地上快速寫出了好大的一個“龍”字，方方正正的，漂亮得沒話說，我對哥哥的天才簡直佩服得五體投地！草長得很快，可是他剪成的這個大龍字維持了相當一段時間，當微風吹過後院，草地上的大龍字隨風輕晃，真是賞心悅目！可惜當時沒有用相機拍下來留念，我直到現在每每思及還覺得遺憾。
而那個狹窄的長廊，在我記憶裡，串連起這整個房子留給我的少量負面印象，因為走在上面時嘎吱作響，每走一步都像在提醒這個房子的老舊，走道的一端，在經過小小的工人房後，是每天不得不去的老舊衛生間（我們搬進去前，它分為男用女用兩間，我們覺得沒必要那麼分了，就把男用的那間改成一個放掃把拖布的雜物間了）。同樣的，那裡的地面也特別讓人沒有安全感，好像踩重一些都要坍塌，尤其在夜裡，更添加幾許陰森恐怖呢。
這個日本房子最早的結構應該就是前面寫到的這些了，至於哥哥的臥房、飯廳、廚房等看得出來是後期改建、擴增的，也就是說，一踏出了父母書房，就進入到一個截然不同的現代建築空間，就拿地面來說，是磨石子的，再也沒有日本房子的味道了。哥哥的房間很小，不過總是一個屬於他個人的天地，我跟哥哥感情很好，常到他房裡聊天。有一陣子我們全家迷上了玩拼圖，那些上千張的拼圖都是在哥哥房間的桌上慢慢完成的，所以每個人都會不定時的晃到他那裡去玩上一會兒。飯廳中可供十二人圍坐的大圓桌，跟客廳裡的大理石家具一樣，是父親因這個房子大而決定買的，在那兩年裡，也的確不少回滿滿的坐過來訪的賓朋，杯盤碗盞交疊、菜香笑語四溢，形成熱鬧的場面。緊臨著飯廳的是浴室，裡面就是一個澡缸跟臉盆，這間浴室有兩個門，一邊通飯廳，另一邊通後方長廊，有回我洗澡是從飯廳這邊進去的，忘記鎖另一道門了，結果洗到一半，步出工人房的女佣人無意中闖了進來，窘得我哇哇大叫呢。
短短不到兩年後，在這個位於“舟山路”（這條路台大已收回納入校園，路名成為歷史）一端日式住宅中的快樂生活，成為追憶，我們家搬到了“舟山路”另一端台大宿舍區四層公寓的二樓，房子是嶄新的，可是再也沒有屬於我們自己的大庭院，也再沒有那麼多專門提供一種功能的空間可用了。父母的大鐵桌丟掉了，他們不得不擠在加上窗子的後陽台裡埋首書案，大理石家具跟大飯桌在新房子裡顯得太大，後來也都逐步處理掉了，我跟姐姐仍共用一間房，但是沒有本來的大，還得放進我們的書桌。比原先好的是多了一套衛浴設備、廚房也較大。十幾二十年前，兄姐成家搬離，鋼琴後來也送到哥哥家去給我侄子們彈了，我與父母在這個公寓房裡，生活空間早就變得十分寬敞；近幾年我常一人獨居北京，房子更大更舒服，可是不知怎的，我還是時常懷念那段住在日本房裡的歲月．．．
再說回觸動我寫這篇小文的那天，當我在二零零五年底，自北京回到台灣，走過日本房舊址時，忽然心有所感，我想到自己在過去三十年的時間裡，“回家”是回到“舟山路”的那一端，可是“家”之於我，卻似乎一直還在 “舟山路”的這一頭！儘管那座日式建築早就拆掉另建了樓房，我還是覺得自己跟這個舊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為什麼呢？我細細自我分析，原來，在我記憶的深處，那個住屋才是一個真正屬於我們龍氏五口的家，在那個家，我們在歷經原先的分離之後重新團圓，每一天每一天，我們五個人都在一起沒有分開過；在那個家，沒有出現過任何像後來我姐姐拎著大皮箱出國留學、我哥哥到外島當兵、我父親總出門到南台灣或中台灣授課、我哥哥結婚搬離、和我姐夫來把新娘子接走的畫面；在那個家，我父母親處在他們一生的高峰，臉上沒有皺紋，身體沒有病痛；在那個家，我只是一個無憂無慮的小學生，身上集結著父母兄姐的百般寵愛，以為我的家就永遠是那樣的充滿幸福。所以，與那個家相關的所有懷想，幾乎都標滿了快樂的符號。
當我跟我的哥哥談起我對這日本房子的無限懷念，請他幫我一起從印象中拼湊房屋平面圖時，我很驚訝於長我八歲的他對這個房子的印象比我模糊多了。我姐姐長年遠在加拿大，我還沒機會跟她聊這個話題。我母親則說：“唉，哪有妳說的那麼可愛啊，妳那個時候小，不懂那些老電線多危險啊，還有那些蛀蟲嚇死人了．．．”我父親呢，因為這兩年中風後不大會說話，我已無從了解他對那個房子的記憶是什麼。我的懷想，只有我自己明白，那是一份我孩童時期、心靈深處的依戀；而那時我所依戀的種種，在三十年後，早被太多無情歲月的痕跡掩埋。（2006/7/15完稿於台灣）
(哥哥乃文又給做張專業的圖
當然比我的強得多啦！)
近几年我台北、北京两头住，羡慕我的朋友说：“妳多好啊！两边都有家，想住哪头住哪头！ ”我说：“我一个人住在北京的时候，感觉那只是一个房子，并不是一个家。”二零零五年底，我从北京返台。有一天走过三十多年前我家的旧址，忽然心头一紧，挺激动的，当下就决定等有空时，要写一篇怀念那日式住处的小文。要写这篇，非得有张图不可，我请我哥帮着我回想房子的格局，他画张草图交给我，我再用计算机完成了下头这张图，说明起来就方便了。
我还得先交代这么一段过往：一九七一年起，我们一家五口因父母工作的关系，曾分散了两年。七一年是当时六岁的我跟着妈妈从我的出生地香港到台湾，我父亲带着哥哥姐姐仍在港。那个年代，港台两地大学的待遇相差甚远，原本我们在香港过的日子是很不错的，比方到了周末，父母跟几家朋友常相约带着孩子们到九龙去玩，逛街啊，饮茶啊，物质相当富裕，生活步调悠闲。而我跟随母亲一到台湾，看到街上好多人脚下穿着木拖板，身上的衣服都挺简单，一点没有美感，我才知道，原来世界上有跟香港不同的地方。每次学校里遇特别日子不穿制服的话，我穿去的漂亮便服总引起同学的围观。母亲那时回到母校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待遇是一个月四千块台币，我们在人家分租一间房，房租两千，另两千孝敬外公，我们母女的生活就全靠父亲从香港支应了。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以前家里总有、想吃就吃的巧克力，一到台湾就变成奢侈品了，妈妈得小心放在柜子里，我考试成绩特别好或节日时才能给我一块。到了七二年，父亲也回到台大任教了，兄姐因为学业没告一段落，分别寄宿在香港友人家中，我虽是独享父母的疼爱，也住到一个台大配的公寓宿舍里，环境好些了，但心头总是挂着盼着兄姐同到台湾。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一位阿姨送了我一包红红的话梅跟一大盒“芝兰”口香糖，我把月历从墙上拿下来，根据还有多少日子可以再见到兄姐，决定隔多久吃一颗话梅或口香糖，这样看剩下多少零嘴就知道离重聚的日子还有多远了；往往我会忍住一颗也不吃，熬到某一天一口气吃上一堆，在那天会觉得日子过得特别快。
好容易到了七三年，终于盼到一家五口团圆的日子，父亲出任台大中文系主任，也有了更大的配房，就是这座日式老房舍。固然初见这老房子，怪害怕的，里头的纸门纸窗都是破的，老电线缠上了各色胶布东一条西一条的垂挂着，看看些被蛀空的木头，真不知里头会爬出啥．．．但是，这房子宽大和功能特齐全的空间，在我当时的想法中可以抵去一切的缺点。我天真的又蹦又跳，说：“我们家有大房子啦！” 等修缮工程完成，入住的时候，摸着每一扇、每一棱崭新的纸门、纸窗，我简直高兴坏了。
我想单门独院应是人人向往的最好的住家条件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住这日式单门独院老房，到三十年后的今天，还让我怀想不已，那种感觉真的比住公寓大楼好多了，我想这辈子再也不可能住到类似这样的房子啦。前、侧院的大松树、榕树、椰子树、芒果树、铁树、各色观叶灌木、茶花、绣球花、午夜偶尔一现的昙花、年底必转绝艳的圣诞红，都是遥远回忆中亲近的美景，好像现在一伸手还能抚摸得到。那时学校里美术课要交写生作业，我在家就可以完成了。在前院曾发生过一件趣事：有天天还没大亮，我母亲从书房的窗子往外看，不得了！在花木枝叶的空隙中看到一古人哪！身穿蓝袍，脸上有好长的胡子呢！就在前院大摇大摆的！您当怎么回事？原来是头次要上台票戏的父亲一大清早穿上了蓝褶子、戴上髯口、足登厚底靴在练台步哪！可把我母亲吓坏了唷！
我更喜欢的是宽敞的大后院。后院没有树，就是一大片草地。靠着围墙，有一大排看来十分古老的石架，也不知原本是做啥用的，我们也没去管过它；最让人好奇的是有一立在地上的两人合抱的石头圆柱(或该说更像石桌)，我们猜，可能是口老井，让后加的一块圆形石板给封死了。我们讨论过好多次想撬开来看看里头有什么东西没有，尤其是有一次家里帮佣的人还在附近挖到了似乎是日据时代的钱币呢，更引起我们的幻想，说不定真藏了什么宝贝在里面哦！可是想归想，始终没真去做。我经常一个人拿着一个篮子，里头放着洋娃娃跟一些饼干，到后院去在这“石桌”边“野餐”，或从前院弄些树叶，学妈妈炒菜玩，然后摘几朵水沟边上开的粉红和黄色的小野花，回房插在小瓶里。大我九岁的姐姐也喜欢陪我到院子里各自找几根酢酱草比赛，把柄折断拨开，用柄里头那根非常细的半透明纤维互相勾住拉扯，看谁手里的是酢酱王。像这样的小事对我来说，都是很珍贵的回忆。我还记得有一段时间好像是家中经济情况又不太好，妈妈拿着一个方形铁盒告诉我们：“家里没那么多钱了，买零嘴只能买放满这盒子的量了哦！”于是我要拿饼干上后院时也小声地跟洋娃娃说：“不能吃太多了喔！”。
在前院的一侧，有一个大车库和独立的、也相当大的司机房。那时我们家没有汽车，车库里只有父母的一高一矮两辆脚踏车，我学不会骑车，好容易能骑妈妈的矮脚踏车后，也不敢骑上马路，只在台大校园里骑着玩，于是从小巷骑去台大福利社买很便宜又好吃的牛奶红豆棒冰成了我最爱的任务。车库的建材是很普通的木头，老旧的柱子有些地方早被虫子蛀空了，我常跟大我八岁的哥哥蹲在一个蚂蚁出没的大洞口旁观察牠们搬运食物的大工程，有时还故意丢些饼干屑、面包屑让牠们忙，蚂蚁雄兵真个能体现什么叫“团结就是力量”。车库后来放了一张乒乓球桌，我父亲跟我哥哥的球技都不差，尤其我哥哥那会儿正上高中，是好动的年岁，自己又用心研究，球技更是日益精进了。我从小不好动，唯一能接几下乒乓球还是拜这车库之赐。至于那司机房呢，是我们三兄妹的书房，一边是三张书桌，一边是一排书架，进去就像是到了严肃的课堂。父母的意思，一来是妥善运用空间，二来也为我们专心读书∼该念书时不要被电视节目引得分神。我每天在晚餐后就乖乖的拿起书包从厨房换上方便的木拖板步下台阶，到书房去做功课了，多半的日子都是赶在八点之前一定把功课做完，好回去看那时台湾当红的连续剧“保镖”。当然也有为了应考留在书房到挺晚的，要是哥哥姐姐先回房了，我都有些害怕，怕回去时那点路上也许碰到老鼠呢。在厨房外，通往后院的路上，还有一个洗台，平常家里用过的抹布、拖把什么的都拿到那里清洗，不会把浴室或厨房的水槽弄脏，特别卫生。而要是我们在院子里玩脏了手，也可以就近在那里洗干净，大热天玩了一身汗跑到那里往膀子上冲冲凉水，马上暑意全消，真是很不错的一个设备。
下面来回忆回忆住房本身了：进门后从玄关上几级阶梯，先映入眼帘的是钢琴，那架ＹＡＭＡＨＡ钢琴是我姐姐在香港时弹的，琴身的木纹很美，不像一般的家用钢琴全身漆得一片乌黑，算是挺高档的，所以海运到台湾。把琴放在那里其实有点突兀，但实在没其它更合适的地方摆这庞然巨物了，把三边的纸门拉上之后，就形成了一个比琴本身大不了多少的琴房，在天气不太热的时候这么练琴倒也不错的，我也就从搬到这房子起开始正式学琴了，每个周日的早上，就读于师大音乐系的钢琴老师就会坐在这里上课。有时我姐姐远在书房用功，还会点我弹上一曲，她说老远听来还不错哩！左侧是父母的卧房，房间不大，我清楚记得我母亲的衣物还得放在客厅的壁橱里，可是这间房的景观很好，坐在窗台边正看到侧院的大树，我很喜欢溜到这间感觉特别凉爽的屋子里，趴在大床上背唐诗，到今天脑子里记得的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有限诗句，就是那个时候在这间屋子里背的。我也常跟哥哥在这间屋子的窗边很好奇的看一个东西，它一直就垂直的附着在窗边，是个浅土黄色的长方条状物，干巴巴的像蜡一般，我们一直怀疑它是什么小鸟或虫子的杰作，但也始终不得其解。琴房右侧是父母的书房，里头的大书桌跟钢琴一样都是从香港海运到台湾的，我想我父母一定还会很怀念那张大书桌，他们俩是台湾大学中文系同班同学，毕业后一起上研究所，后来到香港任教十年，又回母校长期服务，那张正方大铁桌，记载了多少两人对坐、共研学问的日子！当初从香港回台湾时没舍得丢，可是两年后搬离这宽大的日本房子，却因新的公寓楼房空间不够而舍弃了。父母的书房对我们孩子而言，有一个具吸引力的所在，就是里头的那个壁橱，它在我父亲座位的后头，里头总是摆着各式零嘴，包括一些进口的高级糖果，每当父亲说“发糖啰！”我们争相上前，好像昔日在香港的生活又回来了。
再进入到房子的里层，相当于自主卧房到书房的宽度，被隔为两大间方正而亮敞的屋子，一是待客厅，一是我跟姐姐的卧室兼全家的起居间。因为有了一间大待客厅，我父亲决定买一套深具台湾特色的红木嵌大理石家具，包括主要的长椅、长茶几和另两组带小茶几的单人座椅，那么一布置，再加悬挂的大幅于佑任书法，整个待客厅真是一派古色古香。大理石座椅在炎炎夏日坐起来是挺舒服的，可是到了冬天可不成，冰凉凉的太难受了，而且它太宽大，坐久了弄得人腰酸背痛的，所以后来又订做了一套座垫跟靠垫，把这沉重而不实用的华美家具给变了样。待客厅真的只具备待客的功能，我对它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很少去那里，而与待客厅一排纸门相隔的姐妹卧房兼起居室，无疑是我最常待的地方了。这间屋子的陈设非常简单，背对着纸门是两张单人床，两床之间，摆着我们家的第一台彩色电视，房间的另一边是顶天立地的大壁柜，有着四扇木头拉门，前面放着长沙发跟矮凳，全家人看电视时就坐在那里。在那个年代，除了晚上八点档的连续剧“保镳” ，还有非常重要、不能错过的就是中华棒球队在海外出赛的实况转播，每到半夜转播球赛，全家必定从被窝中爬起来，聚到电视机前随中华队的出色表现兴奋欢呼。因为迷棒球，我跟哥哥还请妈妈用层层旧布缝制了一个手套，我哥哥则用报纸一层层的包裹捏压成球，带着我在后院玩起克难式的棒球。前面说到待客厅跟我们姐妹的卧房十分亮敞，这两间屋子在近后院的那一侧都是开放的纸拉门，只隔着一个狭窄的长廊，就又是整排的落地玻璃窗，要不是以前的住户用钉子钉死了，整个拉开来是可以让人直接步下阶梯到后院去的，所以这两间屋子采光良好，通风尤佳，我想这是日式住房最大的好处了。我很喜欢隔着那一大排透亮的落地窗看后院，每到大雨之后，我都会端详那一大排石架后围墙上出现的水痕，它总是隐约呈现出一男一女两个日本人盘坐的身影，在我小小的脑带瓜里是一个神秘的谜。在台风来袭的时候，这一大排落地窗可是会带来恐怖气氛的，狂风骤雨中乒乓乱响，母亲总害怕要是被吹破了可怎么得了！而透过落地窗看后院，有一件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事，就是我哥哥在后院有过一个了不起的创作：他常常要推着剪草机在后院劳动，有一天心血来潮，凭着他精准的目测，竟利用推草机在后院大草地上快速写出了好大的一个“龙”字，方方正正的，漂亮得没话说，我对哥哥的天才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草长得很快，可是他剪成的这个大龙字维持了相当一段时间，当微风吹过后院，草地上的大龙字随风轻晃，真是赏心悦目！可惜当时没有用相机拍下来留念，我直到现在每每思及还觉得遗憾。
而那个狭窄的长廊，在我记忆里，串连起这整个房子留给我的少量负面印象，因为走在上面时嘎吱作响，每走一步都像在提醒这个房子的老旧，走道的一端，在经过小小的工人房后，是每天不得不去的老旧卫生间（我们搬进去前，它分为男用女用两间，我们觉得没必要那么分了，就把男用的那间改成一个放扫把拖布的杂物间了）。同样的，那里的地面也特别让人没有安全感，好像踩重一些都要坍塌，尤其在夜里，更添加几许阴森恐怖呢。
这个日本房子最早的结构应该就是前面写到的这些了，至于哥哥的卧房、饭厅、厨房等看得出来是后期改建、扩增的，也就是说，一踏出了父母书房，就进入到一个截然不同的现代建筑空间，就拿地面来说，是磨石子的，再也没有日本房子的味道了。哥哥的房间很小，不过总是一个属于他个人的天地，我跟哥哥感情很好，常到他房里聊天。有一阵子我们全家迷上了玩拼图，那些上千张的拼图都是在哥哥房间的桌上慢慢完成的，所以每个人都会不定时的晃到他那里去玩上一会儿。饭厅中可供十二人围坐的大圆桌，跟客厅里的大理石家具一样，是父亲因这个房子大而决定买的，在那两年里，也的确不少回满满的坐过来访的宾朋，杯盘碗盏交迭、菜香笑语四溢，形成热闹的场面。紧临着饭厅的是浴室，里面就是一个澡缸跟脸盆，这间浴室有两个门，一边通饭厅，另一边通后方长廊，有回我洗澡是从饭厅这边进去的，忘记锁另一道门了，结果洗到一半，步出工人房的女佣人无意中闯了进来，窘得我哇哇大叫呢。
短短不到两年后，在这个位于“舟山路”（这条路台大已收回纳入校园，路名成为历史）一端日式住宅中的快乐生活，成为追忆，我们家搬到了“舟山路”另一端台大宿舍区四层公寓的二楼，房子是崭新的，可是再也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大庭院，也再没有那么多专门提供一种功能的空间可用了。父母的大铁桌丢掉了，他们不得不挤在加上窗子的后阳台里埋首书案，大理石家具跟大饭桌在新房子里显得太大，后来也都逐步处理掉了，我跟姐姐仍共享一间房，但是没有本来的大，还得放进我们的书桌。比原先好的是多了一套卫浴设备、厨房也较大。十几二十年前，兄姐成家搬离，钢琴后来也送到哥哥家去给我侄子们弹了，我与父母在这个公寓房里，生活空间早就变得十分宽敞；近几年我常一人独居北京，房子更大更舒服，可是不知怎的，我还是时常怀念那段住在日本房里的岁月．．．
再说回触动我写这篇小文的那天，当我在二零零五年底，自北京回到台湾，走过日本房旧址时，忽然心有所感，我想到自己在过去三十年的时间里，“回家”是回到“舟山路”的那一端，可是“家”之于我，却似乎一直还在 “舟山路”的这一头！尽管那座日式建筑早就拆掉另建了楼房，我还是觉得自己跟这个旧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为什么呢？我细细自我分析，原来，在我记忆的深处，那个住屋才是一个真正属于我们龙氏五口的家，在那个家，我们在历经原先的分离之后重新团圆，每一天每一天，我们五个人都在一起没有分开过；在那个家，没有出现过任何像后来我姐姐拎着大皮箱出国留学、我哥哥到外岛当兵、我父亲总出门到南台湾或中台湾授课、我哥哥结婚搬离、和我姐夫来把新娘子接走的画面；在那个家，我父母亲处在他们一生的高峰，脸上没有皱纹，身体没有病痛；在那个家，我只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学生，身上集结着父母兄姐的百般宠爱，以为我的家就永远是那样的充满幸福。所以，与那个家相关的所有怀想，几乎都标满了快乐的符号。
当我跟我的哥哥谈起我对这日本房子的无限怀念，请他帮我一起从印象中拼凑房屋平面图时，我很惊讶于长我八岁的他对这个房子的印象比我模糊多了。我姐姐长年远在加拿大，我还没机会跟她聊这个话题。我母亲则说：“唉，哪有妳说的那么可爱啊，妳那个时候小，不懂那些老电线多危险啊，还有那些蛀虫吓死人了．．．”我父亲呢，因为这两年中风后不大会说话，我已无从了解他对那个房子的记忆是什么。我的怀想，只有我自己明白，那是一份我孩童时期、心灵深处的依恋；而那时我所依恋的种种，在三十年后，早被太多无情岁月的痕迹掩埋。（2006/7/15完稿于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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